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种情况，当你想把一个词或一句话用更文雅的方式来表达时，却发现搜肠刮肚都想不出一个合适的词或句子去替换，只好暗暗在心里骂自己一句“没文化，真可怕！”。

　　其实啊，这还真不一定是你“没文化”的表现（虽然也不排除这种情况），也可能是遇到了“语体缺位”现象。

　　我们知道，交际不仅是动物的本能，更是人的本性。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无时无刻不在交际之中，人们的话语行为是交际的产物。这个话是谁说的、说给谁的（人）、要在什么场合说（地）、说的是什么内容（事）、双方的态度如何（意），决定着不同词汇、语气等语言表达方式的选择（冯胜利，2018）。比如在家和爸妈讨论午饭吃什么时，我们会用很口语的表达、很轻松随意的语气去交流。但政府工作报告中，则会选用书面正式的词汇和句式以及音足调实的声音形式，以拉远与听众的距离，给人以严肃庄重感。再比如有时我们想显得自己更有文化一些，“拽”了一句文言文，实际则是通过古代词句的使用来拉高与他人的距离，使人产生敬慕感。交际的基本行为就是要确定和调节彼此的关系（所谓远近高低）。冯胜利先生（2011）便将“语体”定义为实现人类直接交际中最原始、最本质属性（亦即确定彼此之间关系和距离）的语言手段和机制，换言之，语体是用语言推远、拉近或保持距离的交际手段，并从共时“远近”以及历时“高低”的角度，将语体分为俗常、正式、庄典三种。

　　语体建立在同义性的基础上，语体的实质是在一些使用场合上有区别的同一变体的选择（程雨民，2004）。开头我们举的几个例子中，对同义词的挑选，实质上是在进行语体的选择。词汇具有语体属性，语体不同用词不同（汪维辉，2014）。然而，并不是所有词汇都在各类语体上有相应的表达形式，正如开头的几个口语词便缺乏在正式体上的词语形式。这种同义词汇、句式在某类语体上的缺位，就是“语体缺位”现象。语言特点首先表现在词汇和熟语材料的选择上，我们今天就主要来谈谈词汇层面的“语体缺位”。

　　词汇的“语体缺位”其实很常见。有研究（黄国敬等，2022）对《同义词词林》中9,992组同义词的语体分布进行统计，发现有32.5%的同义词组语体单一，并无其他对应语体，其中1.5%的同义词组仅具有口语体，10.2%的同义词组仅具有通用语体，20.8%的同义词组仅具有书面语体。进一步分析发现，仅具有口语体的同义词组多为表人的泛称、男女老少、体态、状况等的名词（如“老家伙”“驼子”“出气筒”），以及表呼叹、拟声的虚词（如“喂”“哼”“哈哈”）；而仅具有书面语体的同义词组多为表人的职业、身份、品性等的名词（如“编委”“撰稿人”“受访者”“英烈”）、表物（包括抽象事物）的名词（如“”“护卫艇”“法令”“国宴”）以及表生产、教卫科研、社交、生活等活动的动词（如“校阅”“酬谢”“文饰”“取样”）等。此外，51.1%的同义词组具备两类语体，其中具备通用语词和对应书面语词的同义词组比例高达总数的41.4%。口语、通用语、书面语体都具备的同义词组仅占16.4%。诚然，词汇本身就具有语义和使用场合的差异，因此很多时候并不需要词汇在每类语体上都有对应形式。并且，对于词汇的“语体缺位”，我们通常也可以采用改变语法结构等方式去补救，比如“她是个瘦子”这句话，可以将它替换成“她身形纤细”“她体态修长”等。尽管如此，语言需求却总是复杂多样、不断变化的，词汇的“语体缺位”有时还真会带来不小的麻烦和困扰。

　　正式、庄典体词和通俗体词之间存在一个动态转换，正式、庄典体用语一旦过分使用就开始向通俗体用语转化；而通俗体用语一旦闲置就开始降低它的口语度，这一转换称为语体移位。这两种不同方向的语体运动都将导致原位的空缺，于是“语体缺位”就应运而生（冯胜利，2014）。

　　从汉语韵律方面来看（语言内部），双音节是现代汉语的标准音步，现代汉语书面语动宾结构以“双配双”为优势韵律。过去已经有一些词为了适应今天语体的需要，而把日常的词加工成抽象典雅的词，比如“眼－眼睛、学－学习、建－建筑、买商品－购买商品、看表演－观看表演”一类的单双对应词实际上都是“应缺而生”的正式语体的用语。但同样的情况，像“吃”“说”“拿”“打”“想”“抖”“踢”“吹”等常用单音节动词，依然存在着正式语体的“词汇缺位”（汪维辉，2020）。

　　从语言使用（语言外部）来看，词语使用的基本要求有五个方面，包括：准确、鲜明、生动、简洁、得体。在现实的交际活动中，最重要的是得体性原则，即交际者使用的语体与情景相称。任何交际活动都是在特定的情景，或者说交际环境之中进行的，交际环境发生变化，所需语体也会相应改变。

　　曲卫国等（2005）认为，“语体缺位”的出现可能和制约汉语言语交际的礼貌原则中的关系本位和等级制度有关。依据传统中国礼貌原则，言语交际通常需要先确定交际双方的关系，然后才可能有具体的面子考虑。无论是亲近关系还是社会关系，交际双方都有一定的等级差异，因此传统汉语的礼貌语言都比较具体地标明了这种差异。然而当交际双方不想表明等差关系时，传统礼貌原则就不能覆盖这种言语交际行为，这时汉语就会出现缺环。也许可以作这样的猜测，“语体缺位”和传统中国公共领域的不发达有关。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和发展，交际环境发生改变，公共领域愈来愈发达，人际关系愈来愈平等，标明等差人际关系的传统礼貌语言表述受到了新型关系的挑战，“语体缺位”就日益明显地显现出来。

　　“感谢聆听”之所以引发热议，是因为“聆听”在学术会议场合的的不得体性。目前各种学术研讨会鼓励学生、晚辈分享科研想法和成果供学界交流，如此开放的环境创造了一个原来没有的新型交际场景：长辈、同辈、晚辈同时出现的公开讲演。单字“听”既不合韵律，又过于口语，而旧有的“聆听”是“下对上的尊敬体”，也不符合这种场合中“听”晚辈讲演的资深教授的身份。但若要我们找一个跟“听”完全相当的中性的双音词，还真找不出来，于是就出现了“语体缺位”。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现代汉语语料库中，“聆听”“倾听”“垂听”三者的频次分别为1941次、3828次、59次；但再仔细检查语料库中的用例，“垂听”均出自《圣经故事》，仅用于上帝对子民的垂听，这大概可以看作一种特殊的临时造词现象（汪锋，2023）。至于最后究竟会使用“聆听”还是“垂听”，或者也会有其他的“X听”选手出世，让我们拭目以待。此外，像前文所列举的“秃子”“瘦子”“驼子”等称呼，其实都是带有一定贬义甚至侮辱性的口语词，但它们却并没有比较中性的书面语词。现代社会也应呼吁对这些体态特殊人群以及弱势群体更平等尊重的称呼。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语体缺位”现象呢？难道“语体缺位”是语体系统的一个缺陷吗？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

　　人类自然语言的语体表现形式，并非词词、句句、体体，永远都是完备无缺的。相反，我们认为语体系统是一个变动不居、时时调整的运动体系。因此，“语体缺位”不仅是不可避免的，实际是该系统的本质属性（冯胜利，2014）。

　　词汇更替的背后，语体是重要的机制（陈远秀，2023）。正如冯胜利老师（2014）所说，“语体缺位”是新词产生的重要原动力。新词产生可分为以下三种不同的情况：

　　语体造词是指用已有的语体形式产生新词。比如近年来，“好哒”“棒棒哒”“萌萌哒”等“XX哒”形式的词语层出不穷，这些新词语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语体缺位的影响。

　　“XX哒”这一形式最初源于“么么哒”一词。“么么哒”最早出现于2010年某位粉丝在百度贴吧为武艺求情时说的一句话，随后网友们纷纷开始模仿，各种“XX哒”格式的词语迅速地流行并蔓延开来（周雯，2018）。与“XX哒”类似的语气词家族新成员还有“滴”“鸭”“捏”“吖”等。这些“萌化”词语的“卖萌”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们的交际需求。在书面语体或和长辈交谈时，我们一般会使用“很棒”“好的”“好呀”等词语。而在与同龄人交流的口语中，用这些词语则会显得拉远了距离。但使用“好哒”“可以鸭”这类“萌化”语气词则可以让对话显得既不那么疏远，增进彼此间的亲密感。同时能表现说话者具有活泼可爱性格，使得聊天的氛围更为轻松，减少压抑感与严肃感。（王艺潼，2022）

　　这几年新冠肺炎的爆发和蔓延，口罩成了国人的标配，于是“佩戴口罩”便也成了众多官方媒体和各种文件告示上高频出现的用语。但是，你是否考虑过：口罩可以“佩戴”吗？

　　查阅词典可知，“佩戴”的意思是“（把徽章等）挂在胸前、臂上、肩上等部位”。从“佩戴”的释义来看，“佩戴口罩”的确有搭配不当之病。口语里可以说“戴口罩”，可是用在书面语里显得不够正式庄重，语体不协调，而现代汉语的词汇里没有一个跟“戴”语义和用法完全对当的双音词。于是乎，就出现了“佩戴口罩”这样的超常规搭配。归根到底，这是由词汇的“语体缺位”造成的，实属无奈之举。或许“佩戴”一词会逐步变得像一个所谓的“偏义复词”，成为“戴”的等义词，一文一白，各司其职。这样一来，“佩戴耳机”“佩戴眼镜”等很多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汪维辉，2020）。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听到“专业人士”“爱国人士”等搭配。显然，在现代汉语里，“人士”带有褒义色彩，而在粤语里，“人士”在褒贬色彩上是中性的，不一定指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群，常见搭配包括“在囚人士”“人士”“扫墓人士”等。其次，近年粤语的“人士”用法也有所改变，它不仅限于是一个集合名词，也可以用于表示单个的人，例如：

　　行政长官曾荫权今日（十月二十二日）宣布委任两位人士担任委任制度下的副局长职位，由十一月一日起生效。（政府新闻公布，2009-10-22）

　　从上例可见，“两位人士”里的“人士”不再是集合名词，而用于表示具体的“人”。以上例子出自政府新闻，属典型的正式语体，可见“人士”正发展出作为“人”的正式体用法。“人士”的用法之所以会有所改变，是因为粤语里的敬称“先生”“女士”是区分性别的，没有不区分性别的说法。由于现代社会提倡男女平等，填补这个语体空位的需要使“人士”产生了新的用法（陈远秀，2023）。

　　外语词进入现代汉语早已成为一个常见现象，其实，“语体缺位”也是外语词是否能进入现有词汇系统的一个动因。

　　汉语中的很多礼貌用语就是从外语词中引入的。例如，在汉语的告别语体系中缺少一个表示亲密、语气随便的直接告别语，“再见”“再会”“明天见”这些词语虽然能用于亲朋好友之间的道别，但它们在正式场合和关系比较远的人之间也可以使用，从语体上看几乎是属中性，语体的区分能力较差。英语表亲密语体的告别语“拜拜”的引入正好填补了汉语告别语体系里的这一缺位，因此很快得到了流传（曲卫国、陈流芳，2005）。

　　“语码转换”是外语词进入汉语的一个典型现象，即人们在讲话时混杂其他语言。例如，在学生群体中，经常会出现“ddl果然是第一生产力”“又熬过了一个ddl”等表达。“ddl”（deadline）可以被翻译为“截止日期”，但这个中文翻译并不能完美对应学习生活中“过了line就会dead”这一含义。另外，“截止日期”相比“ddl”有些过于正式，不符合学生日常的使用习惯，且“ddl”无论是口语还是拼写相比“截止日期”都更加简洁明了，因此它就成为了生活中的一个常用词。

　　总之，语体缺位的必然性，帮助我们发现了新词产生的语言演变与社会演变两种不同的动源。语言就是这样在使用中不断变化。